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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寇克让:千年书法史,一笔糊涂账

2017-02-19 09:48:04 来源:新浪收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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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古文献专业博士、书法家寇克让

北大古文献专业博士、书法家寇克让

  这是我最近采访寇克让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我当时也是心里一怔,不过,我们还是听他慢慢说来。

  “上个世纪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不仅上古史如此,中古以来的历史,也有这种现象。书法史也多层累造成之说。从另一个方面看,正如钱穆所说:历史是层累造成的,也是层累遗失的,要批判层累造成之假古史,也要探寻层累遗失之真古史。书法史也是如此。”

  2012年,《书法没有秘密》出版,其中诸多独到见解为读者呈现了一部不一样的书法史。《书法没有秘密》出版五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有幸采访了寇先生,和他聊到了几笔“糊涂账”,从一些案例中也可以了解一些品鉴草书的方法。

王羲之《寒切帖》

王羲之《寒切帖》

 

  王羲之首先是草书家,然后才是行书家

  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向来被当做他的代表作,很多人对王羲之的印象也是行书家。

  但是,寇克让说,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诸体兼善,但非要论以先后的话,他首先是一个草书家,其次是楷书,最后才是行书。

  我们不妨看看寇克让的几条证据: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书。“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发生在王羲之31岁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寇克让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证。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为书法上的竞争对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书法称为“野鹜”,即野鸭子,也就是说王羲之的字是“野路子”。直至他看到王羲之写给哥哥庾亮的信时,庾翼才深表拜服。他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显然是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张芝相提并论了。一个年轻人居然可以比肩历史上的草圣,何况还是出于竞争对手之口!

王羲之《二孙女帖》

王羲之《二孙女帖》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书法达到个人的巅峰,而这个阶段主要的字体也是草书。永和(345-356年)年间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十年,被后世尊为草书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怀充评价《桓公破羌帖》“笔法入神”。据寇克让考证,《桓公破羌帖》写于公元354年(东晋永和十年),当时桓温收复旧京洛阳,举国欢庆,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桓公破羌帖》时间明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件标准器。”

  第三,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议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应该是羲之晚年的事,看来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书。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第四,唐初官修《晋书》在《王羲之传》说:“尤善隶书。”隶书,就是楷书。这一段显然是行文拼凑的一种写法。而《王献之传》写得更清晰,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据文献,这个说法是得到过颇具发言权的王僧虔的印证的。何况,《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说羲之“特善草隶”。

  第五,寇克让做过一个统计,王羲之传世的作品里,六成以上是草书,三成多是楷书和行书。

  寇克让说,《桓公破羌帖》是永和十年的作品,与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时间最为接近。据文献记载,王羲之有一个习惯,就是往往写真草参半的作品,所以字体界限不是绝对不可以逾越。《桓公帖》与《兰亭序》虽然字体有别,似乎仍然可以比较,那么《兰亭序》炫技、做作的小动作一望而知,它缺乏王羲之其它可靠作品的普遍具备的浑朴之美。

  既然《兰亭序》只是普品,为什么成了代表作?寇克让认为,关键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也善书,古代书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书的门槛太高,一般人仅辨认就需数年,至于写出新意,难上加难,而楷书一般看来有点“小儿科”。李世民当时最看重的是行书,所以出现了著名的二序——《兰亭序》《圣教序》,这两个“政府工程”都是行书。萧翼赚《兰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兰亭序》神话了。

王献之《群鹅帖》局部

王献之《群鹅帖》局部

 

  王献之为何不如王羲之名气大?

  王献之与父亲王羲之虽然并称“二王”,但是,王献之的历史地位远不及王羲之。寇克让说,王献之书法足以与王羲之并驾齐驱,而且也具有开创性,但横遭贬低的事件不时发生。

  据初唐孙过庭的《书谱》记载:

  谢安曾问王献之:“卿书何如右军?”

  王献之答云:“故当胜。”

  谢安反问道:“物论殊不尔。”

  王献之又答:“时人那得知!”

  《书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故事,王羲之出门前在墙壁上题了字,王献之涂掉后重题一遍,结果王羲之看到后说:“看来我真的喝多了,怎么写成这样了。”

  据虞龢的《论书表》,王献之曾送给谢安自己的精品,结果谢安裁开做了草稿纸。

  这些故事都是在贬低王献之,原因在此不便赘述了。

《大观帖》十卷王献之狂草

《大观帖》十卷王献之狂草

 

  实际上,王献之书法造诣毋庸置疑,行草书上较之王羲之用笔更为开放。他创“破体书”,将楷书、行书融入草书,寇克让说,我们小时候俗称“风搅雪”。王献之去世10年后,他的女儿王神爱做了皇后,王献之的影响力也随之骤增,名满天下。从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名气遮蔽了之前的所有大家,包括王羲之。

  南朝萧衍对王献之的评价是:“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以前的书法史错误地把这句话理解为王献之的名气之大,无人可比。寇克让说,当时的“拟”,是模仿的意思。孙过庭《书谱》有句名言“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拟”也是模仿的意思。所以“无人可拟”指的是王献之的书法难度太大,无人能仿。

王献之行书

王献之行书

 

  不要说一般人的模仿,即使梁武帝时有一个造假高手叫张融,他造的张芝作品就蒙了很多人,但没听说他仿此前名气更大的王献之。王献之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把各种不同法度杂糅,达到一种和协。当然,处理这种平衡难度极大,王献之自己的发挥也并不稳定,作品良莠不齐。好的时可以出神入化,差的时候惨不忍睹。刘宋时期内府整理书画,王献之的作品被弃收、裁割的就不少。

  羊欣是王献之的外甥,很得王献之喜欢,在王献之的言传身教下,仿得最像。刘宋时候,由于王献之的名气非常大,还有人在仿。到了齐、梁、陈以后,王献之书法后继乏人。梁武帝推崇钟繇,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连受冷遇。传世作品锐减,地位一落千丈。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1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1

张旭《古诗四帖》

张旭《古诗四帖》

 

  《古诗四帖》不是张旭的作品

  在唐代,最负盛名的草书家是张旭和怀素,并称“颠张狂素”。寇克让说,怀素和张旭相比有差距,怀素“将忽快忽慢的自由自在与从容转变为风驰电掣与匆匆忙忙,甚至流露出穷兵黩武的迹象,呈现出衰颓之势,而且缠绕不休的弊病已经初露端倪。最重要的是,他的狂草从盛唐的肥润转为瘦劲”。

  杜甫说过一句话误导世人:“书贵瘦硬始通神”,虽然后世行家一再强调杜甫不懂书法,但是这种误解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多人不敢把草书写肥。实际上,王羲之的代表作《十七帖》写得非常肥,也并非像现代一些人理解的那样飘逸秀丽以至弱不禁风。

  张旭堪称草书最杰出的代表,不仅在唐代,即是整个书法史,没有了张旭也会黯淡无光。

  然而,所谓张旭的代表作《古诗四帖》,至今仍不能按断定谳。把《古诗四帖》定为张旭所作,始作俑者是董其昌。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也认同董其昌的观点,而启功先生则认为《古诗四帖》是赝品。寇克让赞同启功先生的观点,他说,《古诗四帖》不但是假的,而且水平低,最多是历代草书中的二三流水平。

张旭《断千字文》单字

张旭《断千字文》单字

 

  依据是什么呢?

  寇克让临习草书20余年,最近这些年临摹张旭草书,他的结论来自对笔法的分析。

  他拿来与《古诗四帖》对比的是张旭的《断千字文》(西安碑林残存有180余字,《绛帖》中存有45字)。他做了如下对比:

  第一,“点”。点是最简单的笔画,有三个特性:位置感、基本形状、方向感。点的方向感指的是与前后笔画相呼应,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高手来说,不管写多少个点,一定是三要素齐备,并且协调、从容。

  《断千字文》中的点沉着稳重,而《古诗四帖》的点轻率、局促,没有《断千字文》那样清晰的收起动作和明确的方向感,这个区别同样存在于其它笔画中。

  第二,字的开合变化程度。高明的草书,会照顾到篇、行、字的协调和变化。《断千字文》要比《古诗四帖》强烈得多,《断千字文》一字占一行,一字对多字的空间感极为自由,而《古诗四帖》行与行之间太过均匀,每行字数也略等,字形基本上大下小,上重下轻,草书的开合不应该这样固定。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2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2

 

  第三,每行的杀尾能力。《断千字文》收放自如,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行末的位置总是恰到好处。寇克让说,我小时候写字,民间有一种说法“下齐十年”,想必就是《断千字文》这种驾驭空间的自由境地。而《古诗四帖》每行的行末,空间总是不够用,拥挤、勉强、草率、窘迫之象难以掩饰,不是“笔追字”,而是“字追人”。

  第四,笔画形成的空间分割。空间是分层级的,有些空间是整个字的结构空间,有些属于字的部件空间,在书写的时候会压缩部件空间,扩大主空间,以加大空间对比。比如,《断千字文》中的“回”字,中间的“口”笔画非常细,形成一个非常小的封闭空间,从而使外面的“口”空间显得特别大,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经营。类似的例子在《断千字文》中如“济”、“俊”、“灭”、“同”等字,比比皆是。此外,翻笔会形成很多近似三角形或者偏圆的空间分割,尤其是两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同时出现的时候会出“圈碰圈”的意识,笔画的交叠恰到好处。而这些空间意识和紧凑感在《古诗四帖》中是散乱,不自觉的。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3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3

 

  第五,行笔节奏,尤其是转折处的压笔。认为草书的线是连续不断的,是一种误会。草书虽然有一气呵成感,但是用笔忽快忽慢,忽停忽走,并不均匀,尤其是起收和转折处的压笔。《断千字文》字与字之间是有区别的,翻笔干净利落,起收和转折的地方压笔非常肯定,清晰顺畅,笔画方圆、粗细对比明确,变化丰富。而《古诗四帖》字与字之间有时候会纠缠不清,引起混淆。笔随意摆动,缭绕用笔重复,这是大忌。很多笔转折时没有压住,基本上所有的上翻动作都不成功。上翻时没有压笔意识,甚至会断,或者起笔和上翻没问题,但来不及转笔,牺牲了主笔,这是造诣不高的草书之毛病。

  第六,时代风格。张旭的草书中有楷书用笔,这从《断千字文》中就可以看出端倪。颜真卿在洛阳向张旭请教笔法,怀素也说过颜真卿是张旭的弟子,所以,不妨将《古诗四帖》与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进行对比(《祭侄稿》字小,与《古诗四帖》没有可比性)。此外,还可以与晚唐柳公权《蒙诏帖》对比。《刘中使帖》和《蒙诏帖》的用笔都有锥画沙、屋漏痕的效果,用笔扎实,没有虚笔和交代不清之处,唐人喻之为“水银委地”。而《古诗四帖》丝毫没有唐楷的痕迹,存在大量用笔不实和纠缠不清之处,破绽太多。

  总之,《断千字文》的笔画使用更基本,字势夸张更悬殊,空间分割更自由,整体火候更老练。而《古诗四帖》一味地左右驰突,既妨害了笔画沉稳的质感,字势也因此紧张起来,缺少了自由变化,空间分割其实已经无暇顾及。所以二者比较,一真一赝,一深刻一浅显,一自由一匆忙。

  既然《古诗四帖》这么多毛病,为什么把它作为张旭的代表作了?

  寇克让说,一方面,每个时代都容易厚古薄今,沿用就说,对董其昌这样的书法大家,一般人接受大于怀疑。但是,董其昌书法,尤其是他的大字习惯圆转,不悟方折,所以《古诗四帖》肯定符合董其昌的趣味,当时定为张旭作品,只是靠拢大名头,其实没有根据。另一方面,张旭的《断千字文》是刻本,只有220余字残存,理论界一直不重视。加之《断千字文》太难临仿,导致学习者望而却步。而《古诗四帖》则是墨迹,很热闹,吸引人。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4

张旭《断千字文》局部4

 

  关于寇克让:

  1968年生于陕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博士学位。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创作之余,曾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出版《书法没有秘密》,一时为之“洛阳纸贵”。寇克让从小就沉迷于书法,那时候家里反对,只能偷着练字,生怕被发现后挨骂。当时一个学期只有数学、语文两个作业本,用的是上坟用的烧纸装订而成,北京人称为“马粪纸”。等本子用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就把用过的本子拆掉,方便在背面练字。当老师看到那交上去的残破本子时,误以为是他调皮,于是家里学校两边受训斥。直到高中的时候,父亲说:“既然禁止不了,那就约定一个制度,等你考上大学,做了高级工程师,就可以练书法。”工科毕业后不久,他选择读了书法专业的研究生。现在,他说他的职业就是书法家。“书法有三种境界:业余、专业、职业。”

  寇克让书法从颜真卿入门,80年代晚期改学魏碑,于北魏元氏墓志用功尤深。经二十余年诸体陶染,四体皆能,尤长真、草二体。1993年,寇氏初涉草书,从唐人孙过庭《书谱》入门,临习八年,未尝间断。2001年改学王羲之草书,近两年兼学王献之、张旭草书。经多年砥砺摩挲,形成自己风格。捭阖适度,迟速得宜,气象正大浑穆,笔势连绵,气韵生动。

  近二年,寇克让喜用淡墨,枯润兼施。这得益于他的一个爱好——听戏。每天临摹的时候,他喜欢听秦腔,这些年听孟遏云最后一部戏不下300遍,从她沙哑的嗓音里领悟到枯笔渴墨。

  寇克让说:“我存在的价值,在于把二王的草书放大了,花了20多年的时间。古代的行草基本没有大字流传,因为人的胳膊和手就那么长,写小字的时候,笔势的使转很容易,可以挥洒自如,但写大字的时候就非常难控制,而且毛笔和纸的吸力很大,笔在纸上拖动都困难,速度达不到,容易断气。所以,草书写大了比登天还难。”

  王金坪供稿,编辑梅花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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