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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话·《书谱》新证

2017-06-14 10:40:47 来源:阅读公社作者:寇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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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

  孙过庭是初唐杰出的草书家,其《书谱》真迹流传至今,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书谱》思想博大精深,议论深入浅出,切中要旨。文章上承六朝华丽气象,下启唐代壮美之风。孙过庭善草书,取法王羲之,深得王氏笔法精髓。在历代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名家之中,孙氏草书真正能入山阴堂奥,《书谱》也成为后来习草门径。《书谱》全文三千七百余字,今日所见公元七世纪以前草书真迹堪称煌煌巨制的仅此一件。

  《书谱》赫赫有名,孙过庭位势卑微,所以褒贬不一。臧否文章,倒在其次,砥砺书法,言辞尤切。肆意贬低者未必出于公心,推崇备至者难免爱屋及乌。两相激荡,倏忽一千三百余年,其书法高雅还是低俗,正宗还是末流,文章义句俱到还是因文害义等等问题一一不辨自明。

  初唐文坛依旧盛行六朝以来的骈体文,在这样的文学风气中诞生的《书谱》也是一篇颇具齐梁余韵的四六之作。它词彩华美,摛藻黼黻,一泻千里,气势磅礴,峰回路转,发人深思。至于书法,幸有真迹在眼,手泽仍存。全篇风格统一但富于变化,有步移景换、流连忘返之妙。开始应规入矩、徐徐展开,继而情不自禁、波澜迭起,然后纵横恣肆、天矩冥运,最终烂漫至极、意犹未尽。初唐草书不乏名作,无名氏《月仪帖》俗,陆柬之《文赋》软,贺知章《孝经》尖,唯有《书谱》刚柔相济、醇厚流美、雅俗共赏。

  孙过庭名字不见于正史,所幸唐代专门文章之中还是留下了他简单的生平。它们是:陈子昂的两篇敷衍之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与《祭率府孙录事文》,窦臮聱牙诘屈的《述书赋》和其胞兄窦蒙的唱和之《注》,另有张怀瓘大而未当之《书断》。诸家著述年祀相接,而抵牾难免,复因文字简略,语焉不详,挂一漏万。唐以后文献关于《书谱》基本不出唐人范围。孟子说知人论世,仅仅因为一卷《书谱》,孙过庭这个当初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日后却成为书法史上聚讼不休的大课题,本来斑斑在眼,只是偶有残缺的巨幅真迹竟也扑朔迷离。

  《书谱》开篇,孙过庭自署,宋徽宗题签及双龙玺。

  第一行是“《书谱》卷上”四字标题,有鉴于此,人们一直在探索“卷下”。作品卷子装,前绫隔水外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正下方钤宋徽宗朱文双龙玺,由题签“序”字,人们不禁追问全文状貌若何。一切皆无功而返,尔后便有以今天所见卷子为《书谱》全帙之说,至于卷下二字,杳无踪迹,说者以为恰好毁于中间残缺处。

  我还是认为今传《书谱》只是序文而非全部。说它是序文,就必须面临三个问题:其一,序文怎能如此体大思精、议论完备!书法诸多问题都已在此阐明,何必再作正文?其二,全文三千七百余字,非一般书序篇幅。当然不能以今天一些长篇大序说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文章旧事。其三,既然卷上是序文,则必须对卷下予以解释。

  研究《书谱》,一切问题当从《书谱》本身说起。

  审读《书谱》,文中一再说明撰述目的、编纂方法,用意直白,非序文不足以当此。换言之,书序特征性内容、行文口吻《书谱》应有尽有。何况宋徽宗这位书画行家给《书谱》卷上题签:“书谱序”。所以,《书谱》卷上确是序文在宋代早有定论,签上序字是宋代所增。宋代为何要增入序字?情势所迫,否则便滋疑窦。也就是说,关于《书谱》,宋代有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没有序字便容易误解成全文,或者不清楚它就是序文。第二,当时明知还有序文之外之文,题签需作分别。

  既然孙过庭自题“《书谱》卷上”四字赫然在目,宋人为何要增一序字?如果此卷也包括卷下,如何能增序字?或者说,一篇序文是否就已经分成两卷?这在古书通例中闻所未闻。现在卷子中间虽有残缺,但残缺处都可以用宋代刻本补足,所以《书谱》文章完整。通读全文,无一处可容增入“《书谱》卷下”四字。所以,宋徽宗题签的“书谱序”,就是孙氏自定的《书谱》卷上。为何如此长篇大论只是序文?这是文体问题。考察文体渊源,谱可以是序文性质。若明白这一点,《书谱》之名其实已经揭橥其为长篇大序,只是人们熟视无睹。

  刘勰《文心雕龙》云:“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薄、录。”后文又云:“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刘勰前一句列举相关文体,后一句对谱这种文体进行解释。汉人经注称为传,汉人毛亨为《诗经》所做注释称为毛《传》,郑玄在毛亨之后,也是汉人,要继续注《诗经》,其注称《笺》,与毛《传》以示区别。作《笺》之前,郑玄有必要将十五国风以及雅、颂来历做一总体介绍,这便是序。但《诗经》已经有一个《大序》,传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郑玄又处其后,所以他的长篇大序就叫做谱,为《诗经》而做,全称《诗谱》。内容主要叙述十五国封国来历、世系以及所在地域。

《书谱》前段

  《诗谱》是序文但篇幅太长,其前面一段简短文字称为《诗谱序》。《诗谱序》最后四字:“以立斯谱。”唐孔颖达《正义》对此四字注释曰:“郑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孔颖达在下文对谱作了解释:“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从古注可知,谱这种文体可以作为序类。当然如此长篇大序毕竟与一般书序不同,不仅是长短问题,内容、作用也多有不同。所以,《诗谱》虽是序类,为《诗》而作,而《诗谱序》仍有必要,为《诗谱》而作。

  《书谱》上距郑玄《诗谱》四、五百年,好古博雅的孙过庭仍然采用谱这种文体,只是孙氏未像郑玄那样掂出一个谱序之类的文字单篇裁出,弁诸卷首,所以序文正文已不复分别。孙氏自题“《书谱》卷上”,本意就是不单将此长篇大序作为序文的,显然也是其正文一部分。宋徽宗之签,重申《书谱》文体性质,并非以臆增入。

  现在书序一般涉及著作原委,简要介绍书中内容,这是一种传统,是书序常见形式。但书序另有一种传统:行文展开,议论充分。这种序文一般计入全书卷数之内。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是一百三十篇之一;《说文解字叙》是十五篇之一;刘歆《七略》,名虽谓七,其实有六,合相当于总论的《辑略》才凑足名目所标之数。此类排比序次,不厌其烦之序,正合《文心雕龙》所说,“注序世统,事资周普”。明于此,始知深入议论,非但不失序文本色,反而是上古书序风气。所以,不能以今传《书谱》议论完备,略无缺憾,便否认其序文性质,也不能因为“《书谱》卷上”面面俱到便斥《书谱》卷下为无用蛇足,或者径以为孙过庭当初并未撰写卷下。

  《书谱》卷下是否曾经动笔,是否完稿,颇受争议。一说孙氏当年仅写了卷上,卷下未及动手。何以有此说?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书谱》开篇“书谱卷上”四字,而卷下部分不仅从未目验,即使有关记载也未曾见到。另一原因是诗人陈子昂在孙过庭死后为他写了《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和《祭孙录事文》,墓志铭说孙氏志竟不遂,祭文也说“古人叹息者,恨有志不遂。”

  但陈子昂“不遂”之说是否实指,大可斟酌,即使所说事出有因,也不能遽以为陈文所指便是《书谱》卷下。审察文献,我以为孙氏生前已经完成《书谱》卷下,不久便失传。

  《书谱》卷上落款“垂拱三年写记”,其中“三”字由“元”字改写而成。为何此字会误写成元字?我以为今传《书谱》是垂拱三年的誊清本,当时所用底本是一个垂拱元年的稿本。因为誊写,误将底本中的年款迻入今本,但元字末笔尚未书写,孙过庭便意识到笔误,遂直接粗笔重墨改作“三”字。一字之误,未用文中屡见的点删,而是径改。藉此一字,誊写过程宛然眼前。

  此处涂改之外,今本虽然还有不少删改处,但可以肯定是誊清本。几处误抄复加点删的文字也都文从字顺。尤其全文开始一处误抄,显然是看串行了,在“可谓钟、张云没”一句“张”字之后误抄了“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九字。如果将误抄九字复原进去,就是上一句话。也就是说,孙过庭误将本句重抄,这是典型的涉上文而误。其他几处点删也是有所涉而误。试想若无底稿,当然可能犯更多错误,但不会每次都犯如此下笔成章的错误。这些情况都在暗示孙氏垂拱三年的写本是誊清本,否则,直接起草三千七百余字长文极难如此成竹在胸。

《书谱》末行时间款及涂改“三”字

  落款“垂拱三年写记”,也是初稿本万难妥帖而誊清本几乎应有之措辞。一句之中连用两个动词“写”和“记”。按当时用语习惯,写、记为两件事,若纯属起草,文末不当用“写”字。初唐文献中,“写”指原封不动照抄,而非起草之谓。“写”字引伸出作文义项,时间颇晚。语义随时变化,古人笔下一些关键字眼后人便视而不见了。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对此有专门论述。写,指照抄,这个义项在现代汉语中依然保留,如画家写生,就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自然风景而不是发挥想象。再如作画落款往往作“某某写”,而不作某某画,言其极似。又如真实写照等现代语,亦皆用此义。总之,“垂拱三年写记”之写,即现在所谓誊抄,那么垂拱三年本就是一个抄本。当然,孙过庭还用了“记”这个动词,因为这次抄写做了两种工作:一边抄,一边略作修改。文末又有未尽事宜顺便说明,故复称“记”。

  誊抄本一般是要作为定本,事实上,孙氏垂拱三年的誊抄也有此意。读《书谱》卷上,可以看出,孙氏定稿之意甚明。《书谱》云:“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咸存观省。”此为著述目的,传承草书、垂范后学。当然,初稿也容可出现此类表白,但置于定稿无疑最为妥当。何况观其草书真迹,前段书法中规中矩,分明是践行初衷、完成夙愿,有垂范后世之意而无再作修改的打算。从书法表现出来的“意识”看,他当初就期望这个本子是一个可以传世,供人观摩学习的草书作品。所以,垂拱三年的这个卷子首先是一件意识明确的书法,其次才是一篇理论专文。

  在此背景之下,应该有足够时日撰写卷下,实际情况亦复如此。《书谱》卷上之中,对卷下的描述详细周备,无论内容取舍,议论主旨,章节设置,一应俱全。这般如数家珍、历历在目的陈述,绝非预先构想可及,分明是卷下已经完成。卷上最后有一句重要的自记:“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且不论六篇之文及两卷界限究竟何在,孙氏自定《书谱》结构为两卷六篇,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所谓“今撰为”,岂非撰写已经完成?继而复云“分成”,如果未完稿如何分成?所以,卷下已经完成。这个结论,从《书谱》卷上的字里行间是可以读出来的。

  当然,对著作时间的分析或许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佐证。我们提到并未谋面的垂拱元年的本子,且不论这个本子是否就是《书谱》的初稿,即便它就是初稿,今天流传的垂拱三年的本子距离这个初稿已有两年之久。那么,孙过庭这三千多字竟然写了两年时间!这不仅不合孙氏志向,也违背常情。何况,垂拱元年本未必就是初稿。从垂拱三年本删改痕迹看,它和垂拱元年本差异甚微,说明垂拱元年本也已经相当成熟,不似初稿,而是基本定稿,可以看做中间递修之本。诚如此,则《书谱》从起草到垂拱三年誊清更不止两年,经年累月难道仅仅写了三千多字?颇悖常理。但是,只要认清垂拱三年的誊抄是一次有意识的书法活动,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既然垂拱元年《书谱》卷上已经定稿,为何要两年后才誊清?因为在垂拱元年的时候尚有未完部分,待垂拱三年全部完稿,一并誊抄。未完部分是什么?应当是下卷;卷下安在?已经失传。

  考察一部古书真赝,方法之一就是查目录。《书谱》卷下始终未见于目录,不过,据此尚不足以否定《书谱》卷下。因为在目录中同样杳无踪迹者还有流传至今的《书谱》卷上。从目录的著录固然可以窥见书籍流传,但历代官私目录都有不著录之书,也有不及著录之书。历代目录当中没有可以定为《书谱》卷下之作,但是,唐、宋文献中却提到了孙过庭另一著作——《运笔论》,此外还有一些书籍援引孙氏文章,只是未注明出处。

  张怀瓘《书断》“能品”中有孙过庭小传,其中云:“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指趣也。”《宣和书谱》卷十八《孙过庭传》云:“作《运笔论》,字逾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今御府所藏草书三:《书谱序》上下二;《千文》。”关于《运笔论》,《书断》和《宣和书谱》措词极似,相隔几百年之文献何以如出一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有版本依据,即《书断》、《宣和书谱》二书撰者都知道《运笔论》这部著作;第二,后人沿袭前人陈说。但是,启功先生在《孙过庭〈书谱〉考》一文中有新说法,他说:“盖以《运笔论》与《书谱》二名互用者。”看来,启功先生认为书只一部,名有两种。

《书谱》前段

  果真如此,便生疑问:孙过庭是唐代大名鼎鼎的草书家,“《书谱》卷上”是他在草书真迹上亲笔题写的书名,为何唐代文献对《书谱》这个名字讳莫如深,而偏偏说到《运笔论》?到了宋代,从米芾的《书史》到《宣和书谱》始提到《书谱》,竟无一人指出它就是《运笔论》?《宣和书谱》前文说孙氏作《运笔论》,后文又记录其草书《书谱序》,为何咫尺之间言语不同?显然,《运笔论》流传于唐,宋代已经踪迹皆无,《宣和书谱》关于《运笔论》的陈述明显不是目验原文的亲录,而是有所依傍的转述,甚至连措辞沿革之迹都未及泯灭。(“作字之旨”和张怀瓘所说的“书之指趣”用语酷似,旨、指古通用。)细读《宣和书谱》,分明是说两件事,前段是传闻,后面是亲眼所见。之所以不把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以为《宣和书谱》至少清楚这是两回事。这段文字很清楚,其中没有《运笔论》与《书谱》“二名互用”的嫌疑。

  《书谱》卷上自垂拱三年完稿后,唐代文献竟只字未提。传为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云:“《书谱》所谓密为老气。”将《三十六法》归于欧阳询名下,其诬枉一望便知。欧阳询之前未有《书谱》,“密为老气”也并非孙过庭《书谱》中语,当是概引南宋姜夔《续书谱》“密欲老气”一语。《三十六法》言颇晚近,非欧阳询作。此文当为《欧阳询三十六法》,是他人传述欧体心法之文,文与欧阳无关。唐人张怀瓘、窦臮、窦蒙、吕总等皆论及孙过庭,而只字不提《书谱》,虽然《书谱》第一行“书谱卷上”四字斑斑在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窦臮、窦蒙兄弟多闻博洽,历代人物、作品流传如数家珍,又对孙过庭恶语相加,竟也不提《书谱》。窦臮一一品评虞龢《论书表》、王僧虔《答竟陵王书》、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萧纶《书评》、庾肩吾《书品》、傅昭《书法目录》、姚最《名书录》、姚思廉《善书人名状》、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等十家著述,而后云:“岂虚言而求备,敢直笔于亲睹。”意思是,他书中所及,尽皆亲眼所见,绝不为追求全面而放弃目验原则。那么,他没有提到孙过庭《书谱》,便是不曾目睹。

  不过,文献未见,并不意味《书谱》在唐代从未公开流传,实际上它以另一种方式流传,那便是作为法书被模仿。日本《书道全集》收录几件传为空海仿写的《书谱》之文,其中京都阳明文库藏“五十知命”那一段,与今传《书谱》卷上书风十分相似,文字也毫无出入,似是忠于原作的临摹,而不是徒录其文。说明今本《书谱》卷上在唐代便是书法典范。另两段在今天看来总体书风与今本《书谱》无关,似乎是徒录孙氏文章,但也不能忽略其中一些字很像《书谱》原字。例如日本御物“学者茫然莫知领要”那一段,其中“莫知”两字与今本《书谱》相似。“所致”两字也像今本《书谱》一样连在一起,虽然单字不似原帖,但致字与孙过庭笔迹十分相似,整体风格也非空海自家风貌。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书断》将孙氏入能品,不仅因为他草书杰出,楷书和行书也列入能品。所以,空海另两件整体风格不似今本《书谱》的行草夹杂之作,可能也是忠实的临摹品,只不过临摹的底本是另外一个本子,一个行草夹杂的写本。也就是说,孙过庭《书谱》在唐代可能还有行书写本流传。

《书谱》中段

  《书谱》既然在唐代就被外国使者作为范本,为何不见于唐人文献,而文献所见却是《运笔论》?因为二者性质不同。《运笔论》是理论著作,《书谱》是草书名作。既然是墨宝,必有好奇者据为己有,不轻易示人,所以唐代有幸目睹《书谱》真迹者寂寂罕闻,如此巨幅草书真迹之上,竟无一方宋代宣和以前鉴藏印。直至宋代进入内府,才重显金身,入于学者视野。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宸翰序之,诏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预观。”疑此时《书谱》流入宣和内府。所以,《宣和书谱》不仅为孙过庭立传,也著录了《书谱》。著录之前,当是经历了一番修葺甚至重新装帧,所以才有御题之签。历代御府征集书画,往往视其品相重予装潢。

  《书谱》内容涉及书法的历史演变、人物、作品、字体、欣赏、条件等等,当然也谈到运笔,但不过是聊聊数语,并未展开。因上述内容取名《书谱》,可谓贴题,正如孙过庭自云“第其工用,名曰《书谱》”。书名不是一个任意妄加的符号,文不对题之类,非孙氏所为。以《运笔论》之名,方之《书谱》之实,“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运笔论》失传既久,其内容无从考证,顾名思义,所述无非运笔,考虑到张怀瓘和《宣和书谱》中有关介绍,基本可以断定它偏重阐述书写经验。所以《宣和书谱》称其“学者宗以为法”。《书谱》卷上云:“今撰执、使、用、转之由,以祛未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众工,错综群妙。”此处胪列孙氏一切初衷,《运笔论》正可一一实现,它酷似《书谱》卷上所描绘之卷下。卷下单行,《运笔论》也单行,它与卷上无瓜葛。古人著述,将一部书中各篇单独发行并不奇怪,甚至堪称风气。

《书谱》中段

  《书谱》卷上称《书谱》有六篇、两卷,复云“今撰执、使、用、转之由”,如此介绍,我们还是不清楚卷下究竟其状若何,但卷下不当如何《书谱》则言之颇详、甚至具体而微。从“代有《笔阵图》七行”,直至“阙而未逮,请示将来”,皆在阐述著述去取原则。其中涉及七个方面:

  一、《笔阵图》是“常俗所存”,所以“不藉编录”。

  二、诸家《势》、《评》因“多涉浮华”,也不选取。所指是《草书势》等四体之《势》,以及《古今书人优劣评》、《古今书评》之类。

  三、从杜度、崔瑗下至羊欣、萧子云,时间跨度长,人物繁杂,其中人物或无作品流传,或当时徒有虚名。加以时间久远,作品搜罗殆尽,偶有可观之作,一般人无缘观览,何况其中优劣难以说清,此类皆在不录之列。

  四、当代名家,自有作品传世,不用评说,读者可以自己翻阅,也不收录。

  五、八体六技之类字体已经过时,孙氏自称并不擅长,所以不录。

  六、龙、蛇、龟、鹤、花、云、雾之类图画之类文字,没有规矩,无法论说,所以不录。

  七、所谓王羲之给王献之《笔势论十章》,拙劣鄙陋,不录。

  以上所说皆弃之不用之类,至于其选取者,并未说明。为何没有说明?因为有卷下在,读者自可以目验原文。依此而论,卷下不仅已经完成,甚至在卷上之前完成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孙氏对卷下还是有所说明,那便是,自“今撰执、使、用、转之由”至“诡词异说,非所详焉”。其中,“会其数法,归于一途”,似是讲笔法;“编列众工,错综群妙”疑为名作赏析;“迹显心通,披卷可明”,“迹”,即法书名作,全句则是卷下直观、一目了然之谓。可以看出,卷下当有图示。在此之前,孙氏云:“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似在说明,某些问题仅靠语言难以说清楚。何况,前文讲到舍弃《笔阵图》之类图示,既有舍弃,便有选择可能。那么,卷下有图几乎可以论定。

  卷下后来之所以失传,其余姑且不论,成书之时其实已经昭示日后之不测。按照我们对卷下的推测和孙氏著述目的,卷下是讲解技术的入门指南,理论意义淡薄。唐人重技法,执笔运笔之类指南很多;宋人尚意趣,如此之类必遭遗弃。时代风气巨变之时,便无处不及。用则兴,不用则废,达尔文用进废退学说也旁通于文艺法则。

《书谱》后段

  《书谱》卷上与卷下命运不同,卷上作为草书杰作得以流传至今。宋以后未见卷下诸人,自然极易将《宣和书谱》中孙过庭《书谱》卷上分成两轴装帧之事,与文章分卷问题混为一谈。为何实无瓜葛却最终混同?因为《宣和书谱》记录极简单:“《书谱序》上下二。”近人朱建新开始明确分辨,其《孙过庭书谱笺证》云:“序上下之说,乃以其卷过长,截而为二,非谓文有上下也。”启功先生在《孙过庭〈书谱〉考》一文中,详细论述,说明一件作品分成两轴装帧实乃司空见惯。其实,《宣和书谱》叙述虽然简单,但依然清楚。我们从《宣和书谱》行文体例也可以看出,所谓“上下二”并非文章分卷问题。《宣和书谱》原文如此:“今御府所藏草书三:《书谱序》上下二;《千文》。”所谓“草书三”,其中“三”,当然指草书作品之数目,那么“《书谱序》上下二”,“二”无疑也是草书作品数目,而非文章卷数。两卷与二轴,数字偶然巧合而已。之所以说巧合,行文记草书作品数量,无由突然涉及文章卷数,此其一;其二,古书目录凡记某书卷数,例作某书若干篇、卷,仅出数目字而无卷、篇字者,闻所未闻;其三,当时书籍多卷轴装,以轴数计作品数,比比皆是;其四,《宣和书谱》入传诸人甚众,无一例出文章卷数。顺便说明,《书谱》中间残缺是否与曾经装为两轴没有必然关系,所谓断烂处原是卷轴头尾之说,虽富于想象,却难征信于事实,似密实疏。为何前半损毁后隔水处,后半损毁前隔水处,如此巧合!我颇怀疑中间断烂,乃是出自一次不慎之灾难。

  孙过庭名不见正史,文献所见其生平事迹也十分有限,不仅有限,且互有出入。一千三百余年流传不泯的《书谱》卷上是孙氏唯一传世之作,虽残缺而弥足珍贵。不仅《书谱》任何问题都必须以此为准,研究孙过庭任何问题也应当从此卷子着手。如果对不同文献之轻重缓急、可信程度认识不足,甚至不做区别,等量齐观,任何细小问题都会费尽口舌也说不清楚。以往有关研究中一切分歧,皆由此滋生。

  《书谱》真迹第一行下段,作者亲笔署名:“吴郡孙过庭撰。”尽管如此,孙过庭名字、籍贯还是众说纷纭。不仅因为有关文献之间互有差异,更因为聚讼出现以后,学者并未分清不同文献孰轻孰重。

  问题实由陈子昂肇其端。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云:“君讳虔礼,字过庭。”张怀瓘《书断》云:“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另一说出自窦蒙,其《述书赋注》云:“孙过庭,字虔礼,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至《四库全书总目》,于孙氏名与字问题颇费笔墨,仍然悬而未解。

  既然自题“吴郡孙过庭撰”,过庭便是其名,由窦蒙《注》知其字虔礼。古人名与字意义密切关联,或同意引申,或反意相训,文献解释本来就有反训,正说不好便反说。孙过庭字虔礼属于同义引申。同义引申有其原则,若名字同义或意义相关,一般原则是名小而字大,名质实而字玄虚,名具体而字抽象。此处过庭具体,是其名,虔礼抽象,是其字。孙氏自署用名不用字,是著述风气。古人自称用名,不用字,为何有此原则?以示谦虚。所以《颜氏家训》说字以表德,岂可自称。古代文化人都如此照办,出身浅鄙者也常请文化人为其起名赐字,因为他们尊重文化人,以便自己也变成有文化的人。现在人当然可以不以为然,因为世易时移,风气悬隔。至于过庭用典,出自《论语·季氏》,兹不赘说。其字虔礼,与此典故也有关。总之,古人名与字,严肃讲究,不能如陈子昂辈变乱章法。

《书谱》末段

  从古书使用孙氏名、字实际,也可以验证严肃学者如何坚持原则,乃至于毫厘不爽,即文献学所说古书体例。

  先说窦蒙《注》体例。窦蒙《注》为窦臮《述书赋》而作,窦臮《述书赋》有云:“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本句之下,窦蒙《注》列举一个二百余人名单,其所胪列者,便是窦臮《赋》中所涉历代书法家。二百多人,唐代共四十五人,中有孙过庭,不作孙虔礼。二百余人,余皆称名,足证过庭亦为名,虔礼其字。

  且说《述书赋》。窦臮评陟二百多家书法,行文一律称字、号及官职,无一例称名,至于孙氏,也称字,作“孙虔礼”。且不论《述书赋》议论是否得当,仅行文体例严密,无懈可击就值得称道,其赋体语言简练古雅,只此两点,足见窦臮文章考究。相比之下,张怀瓘语言涣散且随便,称谓甚至毫无章法可言。《书断》前文列传既云“孙虔礼,字过庭”,后文引羊欣、虞龢、王僧虔、萧子良、孙过庭等人论书语,又全用名,由此看来,其文章并不漫长却未做到整齐称谓、统一口径,当然他或许本无此意识。那么,他的记载出现差错便不足为怪。

  再说唐代吕总《续书评》。其中云:“孙过庭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吕总此《评》收录唐代书家四十人,僧人用法名,俗家一律用名,也是步武整齐、有条不紊。孙氏和其他三十九人相并列,过庭自然也是名,而不是字。

  至于孙过庭的籍贯,还是当以他本人所题“吴郡”为准。那么,陈留、富阳之说又如何解释?

  据《旧唐书·地理志一》,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唐武德初年,又改郡为州。李渊改郡为州也见于其他史料,如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就提及。唐代无郡,只有州,但正式场合自称籍贯多用古地名,以示传统渊源,如此之类《旧唐书》比比皆是。孙过庭自称吴郡,也是此意。盛唐狂草书家张旭也自称吴郡人,其楷书《郎官石记》文章开始署名“吴郡张旭书”。孙、张诸人艳称之吴郡,唐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后改为苏州,属江南东道。

  据《地理志三》,富阳县属江南东道的杭州,隋朝时隶属余杭郡。但上溯历史,余杭自汉朝置县,直至隋朝仍然是县,中间也曾设郡,但旋即废。所以,富阳县隶属余杭郡在隋朝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历史上如南朝晋、宋时期,富阳县皆属吴郡。可以说,富阳县在历史上属吴郡故土。《书谱》既凝结孙氏心血,是其终身所期,开篇自署吴郡,颇带有浓重的自豪感和庄严的历史感。

  崇尚考信,是纪传语言之本色,《述书赋》为人物立传,文字应当详实,窦蒙为此作注,尤当毫厘不爽。所以,《述书赋注》径直说至郡下县名——富阳县。可以看出,孙过庭自署里籍与窦蒙《述书赋注》之不同,乃是不同场合的不同文字要求,孙、窦二氏文法皆符合各自文章性质,看似不同,实无扞格。合二为一,则吴郡富阳县是孙过庭籍贯。

  陈留之说,也非无根据。唐代甚至更早,士族为取得功名,常有举家迁往长安、洛阳二都京畿之事,疑孙过庭祖上已经从富阳县迁至陈留,到孙过庭,便是陈留人了。盛唐颜真卿一说琅琊人,一说京兆人,也是此理。

  孙姓自古是吴郡望族,人物辈出。《宋书·孙昙瓘传》记载:“孙昙瓘,吴郡富阳人也。骁果有气力,以军功稍进,至是为宁朔将军、越州刺史。”但袁粲据石头矶谋乱之时,黄回、孙昙瓘等人响应袁粲一同起兵造反。此前大约五十年,即宋少帝时,富阳县孙姓大族也曾谋反。《南史·褚淡之传》记载:“景平元年,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逆,其支党在永兴县潜相影响。”带头人叫孙法光,《宋书·少帝纪》也记载此事:景平元年二月,“辛未,富阳人孙法光反,寇山阴,会稽太守褚淡之遣山阴令陆劭讨败之。”陈朝时,吴郡孙氏出了功德圆满的大人物。《陈书·孙玚传》云:“孙玚字德琏,吴郡吴人也。……博涉经史,尤便书翰。”孙玚军功卓著,位极人臣,封富阳县侯,定襄县侯,历任广州刺史、巴州刺史、湘州刺史、荆州刺史、郢州刺史,吴郡太守、建安太守,后加散骑常侍,迁侍中、祠部尚书。又为五兵尚书,领右军将军,“后主频幸其第,及着诗赋述勋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孙玚殁后,其墓志由陈朝尚书令江总撰写,后主在江总文后题四十字:“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则孙玚墓志铭为二人合作:尚书令志,后主铭,荣耀千古。孙玚二十一子,枝分叶布,遍及吴郡各地。孙过庭距孙玚先后不出三代,当然尚无线索说明孙过庭就是孙玚之孙,但是,其血脉之近,已在咫尺。

  孙过庭里籍何处并不重要,我们之所以对此不厌其烦,旨在说明,不同文献记载同一事件会有不同视角,这是孙过庭籍贯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其名与字也不是一个必须水落石出的书法史的重大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考察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其墓志铭和祭文皆漏洞百出,不仅名字纠纷之始作俑者是陈子昂,几乎所有异说皆由陈子昂两篇小文开始。那么,我们需要对如此两篇除《书谱》以外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献的史料价值重新认识。

  名字纷乱,事似微小,却准确无误地将性格不同、学风迥异的几位古代名人分成两派。三言两语将一代书法大家如欧阳询、孙过庭辈推翻,文章咄咄逼人的窦臮和他那位只考史实、不谈艺术的胞兄窦蒙事实上都站在孙过庭一边,他们只是感情上的敌对,但是文风一样稳健,学风一样严谨。与此相反,陈子昂看似对孙过庭惺惺相惜,其实并不了解孙氏其人,且陈子昂作文办事随意轻率,难以取信,文风人风都与孙、窦两家如同冰火。张怀瓘在此问题上步陈子昂后尘,是其为文不慎之结果。窦臮说张怀瓘《书断》“擅习玩之利”,窦蒙则说他“亦能臆断”,细细品味,窦氏兄弟言语之中满含嘲笑。张怀瓘被陈子昂误导,只是在孙氏名字等具体问题上出差错,这并不影响他对孙氏艺术造诣的总体判断,他毕竟距离孙氏年代较近。千年而后,由于文献不足,人们满目尽是孙氏悲惨之状,甚至由此累及其书法、书名,以为孙氏在初唐书坛根本就是一个潦倒的无名小辈,如此结果,无非是受陈子昂两篇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的墓志铭和祭文的误导。

  必须注意,碑铭失实之恶风顽疾,所煽既久,浸淫已深。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云:“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是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刘勰为何说“诔铭尚实”?是为不实而发。此风绵延,至唐韩愈,虽然文起八代之衰,但所作碑铭类多失实。顾炎武因此说,凭其它文章韩愈堪称文起八代,若论碑铭之作,实难苟同。碑铭失实,一代文章宗师尚不能免,何况陈子昂辈渺渺文士!

  但是,陈子昂文章失实,不能完全归咎于行业风气,另有其个人问题及当时一些特殊情况。个人问题就是为人浮躁,办事轻率。陈氏本非稳健的学者,严谨的史家,只是一个穷途末路、四处奔波的诗人,写诗而外,余皆不足道。千余年后,孙氏相关资料阙而有间,学者便饥不择食,视陈氏之牢骚与呻吟为信史,可叹。

  且看陈子昂所做几件大事。唐高宗李治驾崩洛阳,灵驾要回长安,陈子昂以“草莽”之身上书,大谈在东都安置山陵之利。其意见当然改变不了结果,否则不会有今天的乾陵。但是,据《旧唐书》本传,他还是受到武则天召见,因此觅得一个灵台正字的官。武则天为何肯召见他?因为陈子昂所说正合她意,举天下人都知道女皇喜欢洛阳。陈子昂此举实有希旨之嫌,至少不是诗人风骨。武则天不采纳其意见却为何封他官?打发他。灵台正字,正九品下,无法再小了。仅此一个回合,帝王天子之海量便不是一个诗人可以丈量的。况且《旧唐书》本传在记录陈子昂获官灵台正字问题上出了差错,前后重出,原委各异,这样就很难说清他究竟是何时、何故获此官衔的。也许这次根本没人理他,画饼充饥也非决无可能。不过,他后来做到右拾遗却没有问题。官阶副八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二月开始设置,无具体职事,可有可无。十年之后,即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武攸宜伐契丹,陈子昂依然奔波,需要从军求取功名,为何仕途坎坷?因为他在任所无尺寸之功,十年未见迁升。从军当然是唐代许多诗人的普遍经历,但此举未捞到任何资本便半途而废。何以见得?家乡县令段简侮辱其父,陈子昂匆匆回家,结果被段简借故抓捕入狱,忧愤而死,年仅四十岁出头。真如《旧唐书》本传所说那般享受礼遇,小小县令如何敢贸然抓他?即使误抓也必须立即放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千古绝唱!但文学史精彩了,何人顾怜陈子昂?这就是陈氏笔下的自己。明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有陈子昂小传,称其“资褊躁”。书虽晚近,但貌似并非无据。“褊躁”何意?是说心浮气躁。《旧唐书》用此字眼者甚众,无一稳重可信赖者。如萧瑀谥号“贞褊公”,是因为李世民认为他“性多猜贰”。《唐诗纪事》另有一件事,据称出自《独异记》。陈子昂初到京师长安,声名不显,遇一位卖胡琴者,索价百万,有钱人争相传看,但无人识货。陈子昂是富商之子,挺身而出,当场买下。自称擅长音乐,并约定众人次日在宣扬里看他演奏。至约定之地,陈氏先请众人吃饭,而后捧琴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说完将琴摔碎,现场赠送自己的文章。其行事轻俏妄薄可知。

  陈子昂诗歌开唐诗先河,文章则渺渺无闻,碑铭之作,更是勉为其难。所以,孙过庭墓志铭及祭文,多见其套话连篇,少见实事,甚至几乎无关死者生平履历,如此墓志铭的确罕见。在初唐,即使墓主是一乡间豪绅夫人,墓志铭也五脏俱全,家族背景、生年卒月、窆葬之日、圹穴所处、男女嗣息无不赅备,毕竟六品武官,如此敷衍。

  当然,“不以人废言”,陈子昂为人轻罔浮躁,本不能否定他所作文章,但是,他轻率的作风在这两篇应用文中又一次暴露无遗。从行文口吻看,陈子昂似乎与孙过庭并不相识。祭文有云:“平生知己,畴昔周旋,我之数子,君之百年。”前两句是骈文常用的互文,追求形式的故意铺张,其实只是一个意思:一辈子的朋友。后两句是说:我的朋友也是你的百年之交。言外之意是:我和你并不认识。

《书谱》末段后记

  陈子昂不仅不认识孙过庭,对当时情况似乎并不了解便匆匆动笔,甚至我以为,陈子昂未尝见到孙过庭《书谱》。《墓志铭》云:“见尔迹,不知尔灵。”其所见当非《书谱》,否则,不至于将孙过庭名与字误倒,因为《书谱》第一行有“吴郡孙过庭撰”六字赫然在目。陈子昂不仅不知《书谱》,对孙过庭履历也一知半解。墓志铭和祭文标题两次都未用孙氏应有的官衔,反而用往时官职。所以,关于孙过庭的官职,文献也出现了分歧。按照陈子昂在墓志铭和祭文的称谓,孙过庭是录事参军,张怀瓘《书断》也说官至率府录事参军,只有窦蒙《述书赋注》依然与陈、张二家不同,结衘右卫胄曹参军。窦蒙未提率府录事参军,未必不知道,而是他作为史家应有之修养,按最终官衔称人。窦氏所说右卫胄曹参军当有所据,虽然是其孤证。窦蒙熟悉人物掌故,《述书赋注》博洽详赅,多处披露独家秘史,弥足珍贵。官职变迁司空见惯,右卫胄曹参军与录事参军并不冲突,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但陈子昂显然并不知晓孙氏曾任右卫胄曹参军,否则,墓志铭、祭文均当用最后官衔。此则陈氏文章又一史实失真之处。

  陈子昂不了解情况,孙氏墓志铭和祭文为何由他来写?有关孙氏记载乏事可陈,那么先从陈子昂交往圈说起。

  《唐诗纪事》陈子昂小传记陈子昂“与陆余庆、王无竞、房融、崔泰之、卢藏用、赵元最厚”。据《旧唐书·陆余庆传》,陆余庆“少与知名之士陈子昂、宋之问、卢藏用、道士司马承祯、道人法成等交游。”除此以外,当时另有所谓“方外十友”,十人是:陈子昂、赵贞固、卢藏用、杜审言、宋之问、毕隆泽、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陆余庆。

  文献所见不同人际圈相互吻合,但其中均无孙过庭。不过,《书断》记载,卢藏用“书则幼尚孙学,晚师逸少”,也就是说,卢藏用最早是学习孙过庭的书法的。上面两个人际圈均有卢藏用、陈子昂。《旧唐书·卢藏用传》也说他年轻时和陈子昂、赵贞固友善。卢藏用为人软弱,甚至缺乏原则,但另一面则为人厚道,友人陈子昂、赵贞固皆早逝,卢藏用照顾朋友遗孤,颇受赞誉。陈子昂死后,十卷文集也是卢藏用作序。卢藏用是一位仗义之人,何况孙过庭于他有师生之谊,由陈子昂为孙过庭写祭文及墓志铭,除卢藏用以外,似乎别无途径。

  卢藏用当初也以文章名世,为何不亲自撰文而要请陈子昂?两个原因。首先是陈子昂其人“褊燥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其次,重要的是卢藏用当时很年轻。孙过庭生卒年不详,但在陈子昂之前去世可以肯定。陈子昂卒年一说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孙过庭卒当更在此前。前文提及,陈子昂随武攸宜伐契丹,知其父为段简侮辱,“遽还乡里”。据《陈子昂传》,回家以后即被捕入狱,死在狱中。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九月,命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为大总管讨伐契丹,据《旧唐书·王方庆传》,破契丹凯旋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所以,孙过庭卒年不晚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九月。此后陈子昂除短暂从军,便是入狱,无机会写孙过庭墓志铭。据《旧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开元(公元713-741年)初卒,寿五十余岁,那么,万岁通天时卢藏用约三十岁,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他步入仕途,官至左拾遗。孙过庭卒时,卢藏用尚未入仕。否则,以卢藏用之热心,若是在景龙(公元707-710年)以后,他可能会亲自操笔。我曾见到一块残砖,是某位长公主次女墓志铭,文章正是景龙中卢藏用做昭文馆学士时所作。卢藏用为陈子昂作文集序,是陈子昂死后若干年事,当时卢藏用已经做了黄门侍郎。

  我们在此不惜笔墨,除此问题本身以外,也想藉以说明,孙过庭是生活在公元七世纪的人,如果他活到八世纪初,为他写墓志铭者非卢藏用莫属。

  既然委托陈子昂操笔,他为何写得如此草率?因为当时情况所限,直接困难是孙过庭暴病而客死洛阳,十分突然。陈子昂对孙过庭知之甚浅,复仓促从事,所以文章篇幅既不具常规,内容也空洞无物,不过是感叹哀痛之类套话。“文辞宏丽”并非墓志铭和祭文应有本色,墓志铭须详于死者生平,如此方可成为研究人物的重要参照。反观陈子昂所作,一旦涉及史事,不是失实,便是模糊。

  仅因为陈文对孙氏官衔记录殊乏精审,史家笔下的孙过庭便徒添许多悲剧色彩。右卫胄曹参军虽不显赫,但率府录事参军尚与之相去甚远。唐有十六卫,太子左、右卫居其二。卫各置率,下设录事参军及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录事参军、胄曹参军均只设一人,录事参军正八品上,右卫胄曹参军正六品下,都是武官,品级相差四级。《旧唐书·职官志》说“诸曹参军皆掌本曹勾检之事”,那么,胄曹“勾检之事”就是管理军备物资。右卫胄曹参军并不渺小,唐代参军向来人才辈出,时人也并不小觑。《旧唐书·良吏传》载,武德初年,李素立为检察御史,深得唐高祖赏识。不久,李素立因丁忧需要暂时离职,高祖命部酌情给他一个七品“清要官”。执事机关准备任命李素立为雍州司户参军,高祖说:“此官要而不清。”这是当时权威人物对参军这个职位的基本认识。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官位,便以为孙过庭如何不幸。官至几品才算亨通?无法说清,称情而论,孙氏从率府录事参军到右卫胄曹参军便是一个不小的迁升。如果说孙过庭仕途并不如意,主要是他心不在此,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右卫胄曹参军可能是一个实惠的肥差。

  何谓天遂人愿?草书独步书坛,《书谱》当时便名播海外,岂非立不朽之功!《祭文》云:“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又云:“岂图此妙未及,中道而息。”钟繇死后,“墨妙不传”?将置二王于何地?且孙过庭书法主要宗法王羲之,仅以《书谱》笔法之精熟,即使十年八年功夫也殊难企及,谈何同时精通钟繇!写字之人深知其中甘苦。书风越成熟,积习越深,积重难返,书风不同于调电视频道,说换就换。陈子昂想赞美孙过庭书法造诣,却以钟元常为参照,看来陈氏对书法史彻底隔膜,对孙氏毕生抱负也缺乏了解。且陈子昂说话前后矛盾,试想,钟繇名侪二王,既然孙氏可以继武元常,其“逸翰”“旷代同仙”,那便是名垂千古,死且不朽,如何至于“此妙未及,中道而息”?逸翰旷代,有《书谱》真迹为证,陈子昂“中道而息”之说何以为证?一句之中,首尾不顾,文章如何取信于人?《祭文》又云:“嗣子孤藐,贫窭联翩。无父何恃?有母惸焉。”屡见不鲜之俗套,无往不适之悼词,形同拷贝粘贴。纵观陈文,除墓志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客舍”一两处稍微具体,差合实际外,其余基本套话连篇,大而不当。但人死则生人哀痛莫过于此,因此历代祭文、墓志铭基本一家路数,渲染气氛而已。且不论平常百姓,即使帝王天子驾崩,祭文哀册往往极尽渲染,予继位新主以可怜之象,仅凭此类煽情文字一面之词,你会误以为他就是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陈子昂所说“孤藐”、“惸焉”,悼词之中司空见惯。

  书法史自有其悲哀处,书法史上不可或缺之巨匠孙过庭及其草书杰作《书谱》,书法家和书法史家的意见固可以发聋振聩,却遭无端冷遇,泥牛入海,任凭一落魄褊躁的诗人不负责任的两段煽情文字所左右,奈何!可信的历史文献十分匮乏,而两篇几乎无史料价值的小文赖陈子昂文集得以留传至今。年代绵远,陈文中一切不实之处难以辨明,铄金之势,木已成舟,几乎歪曲了孙氏一生和初唐的书坛。

  陈文价值何在?可以说,对于考证书法史,几乎没有价值,但是,两篇敷衍之作在孙氏丧葬期间,悼念死者、寄托哀思则必不可少。所以,陈文权备一时之需,应酬之作,其中充盈者多是慨叹与呻吟,当时无暇顾及,作者也无力考虑墓志铭本不可或缺的史料性质。后人不加分别,见陈文如获至宝,字斟句酌,浮想联翩。甚至以陈文之浮词质疑于言之凿凿、斑斑在焉之《书谱》真迹,是非莫辨,本末倒置,一至于此!此处多费笔墨,旨在将文献做轻重缓急之分,区别对待,原无意苛求责备于陈子昂,只是文章居“三端”之一,不可妄作,既擅写诗,“且去作诗”。

  当然,孙过庭一生也不无遗憾。分析文献,我以为还是因书法结怨,遂至势不两立。《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云:“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虽语焉不详,但据我们所知,孙过庭曾任两职皆隶属太子右卫率府,在此位置几乎不可能面见皇上。所以,“四十见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所指当是一次书法事件。《书谱》中孙过庭自云:“或以年职自高,而轻致陵诮。”那么,他受到的“谗慝之议”无非是对他书法的诋毁。

  遭人嫉妒是因为初唐书坛无人可比其杰出的草书造诣。米芾说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又说孙过庭是有唐第一妙腕。米芾说话确实好动感情,但是,如果要说传承王羲之笔法,米芾此话也并不过分。孙过庭学王字,究竟如何?有一事为证。

  《宣和书谱》卷十八《孙过庭传》云:“文皇尝谓过庭小子书乱二王。”孙过庭书法得王羲之神韵可见一斑。但细审文意,是褒是贬,语气复杂。我曾怀疑文皇此言决非一般赞扬,而是言有所指,后排比史料,始知事出有因。“乱”,混淆之义,几乎专指造假。《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载张翼仿王羲之上表事,王羲之识破,说道:“小人几欲乱真。”李世民此言所指也是一次造假事件。

  贞观十五年,朝廷募求王羲之等人前代法书,各地募集作品鱼龙混杂、蒙混过关,御用鉴赏家“打眼”事见于文献,窦蒙《述书赋注》云:“李怀琳,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其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烜赫,劳茹装褙,特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匹。怀琳乃上别本,因得待诏文林馆,故在内之本有贞观印焉。顷年在右相林甫家,后本在张怀瓘处,寻转易与李起居。”作伪之风如此炽烈,而正史依旧粉饰太平,《旧唐书·褚遂良传》云:“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看来,正传虚美隐恶,报喜不报忧始终痼疾难革。

  在此背景下,如果李世民“过庭小子书乱二王”之言还嫌不够清晰,那么米芾所说就在直白不过了。米芾尝云:“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王字有此等字,皆孙笔也。”米芾分明在辨伪,辨谁家字?当然是王羲之。何人造假?孙过庭。“凡”、“此等”、“皆”,据诸如此类用语,至少宋代流传所谓王羲之作品之中,出自孙过庭之手的赝品还真不少。米芾所说应当可信,因为孙过庭在《书谱》之中也自曝隐私:“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可以看出,孙过庭是在遭到年长位重的人物嘲讽之后,被逼无奈才成功地上演了如此一出“马踏曹营”的“长阪坡”的。

  孙氏一生阅历无数,事情有时也惊人相似,所以,我们很难考证孙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是否与他和“学霸”此次斗法有何牵连;也无从断定,孙过庭是否在史载贞观十五年内府募集前代法书时造假;也不能断定他此时是否已经四十岁“高龄”;至于《书谱》中这位道貌岸然的“学霸”究竟是谁也无需推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初唐书坛,没有任何人能够一手遮天。聊叙此事,旨在说明孙过庭书法当时已经达到学王足以乱真的境地,虽蒙受诋毁,却反衬孙氏有生之年就影响巨大。只是孙氏不善经营,使得其影响力已经从热闹变化为嘈杂。嘈杂之中,是一个格格不入,形影相吊的孙过庭。

  文献记载孙过庭唯一的朋友并非他书法上的知音,而是艺术主张南辕北辙的王绍宗。《书断》说孙过庭“与王秘监相善”,王秘监即后来做了秘书少监的王绍宗,也是一位书法家。王绍宗在书法上与孙过庭没有共同语言,唯一原因是二人书法取向胡越殊风。张怀瓘说王绍宗书法“过于迟缓”,孙过庭“伤于急速”,张氏甚至颇为惋惜地做一假设:如果他们两位能够宽猛相济就好。这只是张怀瓘这个理论家的愿望,写字人决不这么想问题,而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感觉。所以从《书断》中得知,王绍宗“钦羡”的书法家是陆柬之(公元585-638年)。王绍宗自称:“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于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显然,王绍宗和陆柬之在书法上是志同道合、谈艺论道的忘年交。

  陆柬之在唐初以行草书名家,也是吴郡人。孙、陆皆为吴郡望族,本不遥远,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书法家如果在书法审美上有所差异,便很容易话不投机,何况,陆柬之草书风格与孙过庭恰好相反,那么,其余一切关系都很难挽回,虽然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王绍宗。孙、陆没有因为王绍宗而交好,相信这不是史料疏漏,而是因为两位草书家审美趣味背道而驰,所以虽在咫尺却似天涯。《书断》说陆柬之中年书“怯懦”,总章年(公元668-670年)以后“乃备筋骨”,但是“殊矜质朴”,“虽为时所鄙,回也不愚,拙于自媒,有若达人君子”。陆柬之阳寿不考,并未活到总章年,《书断》这一失察姑不论,大意倒符合陆柬之传世作品。本段文字是说:陆柬之的字有些软,后来才变得硬朗一些。他不善于宣传自己,别人看不起他过分平淡无奇的字,他根本无所谓,而且特别满意自己质朴的书风。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陆柬之行草书《文赋》、行书《兰亭诗》十分吻合。尤其需要注意,《书断》还提到了陆柬之“耻夫绮靡”,孙过庭“尚异好奇”;陆柬之“劣于独断”,孙过庭“俊拔刚断”。这根本不似先天审美不同,简直是有意唱反调。陆柬之不温不火的固执,孙过庭不容商量的倔强,这两位吴郡同乡不可调和。

  孙过庭书法唯一的追随者就是卢藏用。

  前文说到,卢藏用“幼尚孙学,晚师逸少”,《书断·能品》本条记载颇值得注意,孙过庭书法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此为不经意之写照。何谓“孙学”?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孙过庭书法,当时便成一家之学。如此声誉即使在书法鼎盛,宗匠辈出的唐代,也稀如星凤。当然,另有版本作“幼尚孙、薛”,如此则将孙过庭与“初唐四家”之薛稷并列,论声望,亦无损于孙氏形象。但是,若论上下两句工对,似是孙学妥当。《书断》又云:“此皆天下之闻人,入于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扬其业,盖不知矣。”那么,《书断》列入品第者皆天下名家,孙过庭自然也是“展其材”、“扬其业”,“天下之闻人”。所以,唐人吕总《续书评》收录唐代书家四十人,不以年代先后排列,其中草书十二人,孙过庭名列第二,在张旭之后。

  李嗣真与孙过庭同时代,自称在太宗、高宗朝伏事供职。所著《书后品》颇负名气,字里行间显得此书是一部书法名人录,李嗣真自称所作为“名流之美事”。其中收录八十一位书法家,当时人除欧、虞、褚外,有房玄龄、史陵、陆柬之、王知敬、高正臣,无孙过庭。

  李嗣真云:“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子云之上。”又云“陆柬之学虞草体,用笔则青出于蓝,故非子云之徒”,却还是将陆柬之与萧子云“之徒”列于同品,而置虞世南于更高品第,看来,李嗣真以名位量人昭然若揭。他没有收入欧阳通,当是欧阳通在载初二年(公元690年)被朝廷处死。没有孙过庭的名字,或许因为孙过庭毕竟官位不高,但另一人理应收入却未收,那便是兵部尚书裴行俭。此外,薛稷当时也书名显赫,位势颇重,同样未被采入。如此则即使以名位取人也不能坚守标准,那么,李嗣真《书后品》中人物之出纳,不是自乱步武便是孤陋寡闻。

  贬低孙过庭书法,以唐人窦臮为甚,其《述书赋》云:“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今人启功先生谈及此事,说固非窦氏一手可掩,启先生所言已由时间证明。其实是非自有公论,对于窦臮之言大可不必在意。窦臮贬低欧阳询更是一无是处,何妨欧体彪炳史册!何况,窦臮文章开始说:“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于干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备书之。”这是开宗明义,说明著述宗旨,所以心平气和,称所录入者皆“翰墨之妙,可入品流”。后文论到孙过庭,则旧事浮现眼前,成见阻隔于心,“凡草”“闾阎”云云尽是盛气之浪语,何必认真!“千纸一面”,无从查证,但“一字万同”是否恰当,幸有《书谱》可以按验。窦蒙曾说:“吾弟灵长翰墨师张、王,草、隶精深。”既然窦臮也学王羲之,也善草书,那么,相信孙过庭草书雅与俗,高与下,窦氏心中有数。我更倾向此类狠话并非窦臮平心之论。否则,他完全可以在他的“书法名人录”中直接删除孙过庭,心静眼宽,岂不痛快!窦臮见多识广,文章千年独传,但似乎也是性情中人,对于孙过庭草书,他可能是心服口不服。

  艺术批评之偏差,可以上天,可以入地,书名能否载入史册,有时一人之偏好就可以左右,只有真正造诣高深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旧唐书》泛泛提到擅长草隶者数不胜数,千年之后尽皆寥落。即使初唐大名鼎鼎的草书家,也多被历史湮没。欧、虞据称都是善草书之人,仅以楷书名世。学习欧阳询草书诸人如薛纯陀、欧阳通也只字不传。裴行俭是名气更大的草书家,高宗李治因为他擅长草书,曾用百卷绢素令他书《文选》一部,写完后大加称赞,赐五百段帛。且裴行俭屡任行军大总管,卓越战功,历代书法家中,一人而已,甚至比唐初名将薛仁贵、苏定方并不逊色,可以说名气地位一应俱全,但当年应制之作草书《文选》,《草字杂体》数万言皆不知去向。侍书学士陆柬之虽有作品流传至今,但很少有人在乎,而《书谱》当时就被日本僧人空海反复临摹,宋以后更是赫赫名帖。所有作品最终都将失去作者的努力搀扶,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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